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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第八十四期

2018-09-06 07:13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栋向《联合早报》指出,同时派国务卿和防长进行“2+2”双边对话,是美国只给日本等亲密盟友的优惠待遇。他说:“美国这次把中国提高到相同于盟友的级别进行对话,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中国和美国美东时间21日在举行首轮外交安全对话,讨论朝鲜等安全课题。这是美国首次同时派国务卿和长与中国进行制对话,首次把中国提升到相等于盟友的级别对话。受访中美专家认为新对话机制比过去强。

  参加外交安全对话的美方主要代表是国务卿蒂勒森和长马蒂斯,中方的主要代表则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在美国前任奥巴马时期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防长和军方代表没有参与。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栋向《联合早报》指出,同时派国务卿和防长进行“2+2”双边对话,是美国只给日本等亲密盟友的优惠待遇。他说:“美国这次把中国提高到相同于盟友的级别进行对话,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中美对话的级别在逐步提升。“小布什时期,美国内部曾经有部分声音反对与中国展开战略对话,结果对话机制只能被称为高级别对话。到了奥巴马时期,对话机制的名称有了战略二字,但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讨论初期不谈军事安全课题,后期开始谈安全课题时也没有到防长级别。”

  沈丁立分析,美国特朗普现在愿意提把对话级别提升到“外长+防长”,是因为在朝鲜问题上着急了,希望通过给予中国更高规格的接待,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更加配合。

  他表示,中国过去曾经对以“2+2”形式对话有所保留,因为担心美国国务卿和防长的组合会过于强势,挤压中方的对话空间。他认为,如今中国乐见对话机制提升,显示中国比以前更自信。

  沈丁立指出,美方派外长和防长,但中方派的却是级别比外长高的国务委员,和级别比防长低的总参谋长。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关系,国务委员和参谋长在制度内比外长和防长更接近总、中国国家习,说话分量更足,对话机制也变得更有效。”

  美国卡内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也认为外交安全对话机制会比之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更有效。他向本报分析,战略与经济对话规模大到难以妥善运作,讨论主要围绕中短期的细节和技术问题。“新的外交安全对话则规模较小,双方可以更集中地围绕真实的战略问题进行讨论,也有望涉及长期战略课题。”

  外交安全对线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晤时决定成立的四个对话机制之一,另外三个是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新机制将取代奥巴马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朝核问题是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首要议题,其他议题还可能包括南中国海问题、航行安全、反恐和两军关系等。尽管新机制可能更有效,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不期待双方能就朝鲜等安全问题取得突破。

  他说:“中国重视中美关系,肯定会在朝鲜问题上再采取措施,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但只要朝鲜不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或新的洲际导弹试验,中国不太可能采取非常强烈的制裁。所以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仍然会对中国保持不满意。”

  2017年06月22日 07:14 新华网新华网莫斯科6月21日消息,俄罗斯长绍伊古当日乘飞机前往濒临波罗的海的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主持防部工作会议,途中一架北约国家的F-16战机靠近绍伊古的座机,但在护航的俄苏-27战机发出后,该北约战机飞离。

  据俄新社报道,事发时绍伊古的座机正飞行在波罗的海国际水域上空,有数架北约飞机在附近跟随,其中一架F-16战机随后开始接近俄防长座机。这时一架为绍伊古护航的俄苏-27战机立刻飞到俄防长座机与F-16战机之间,并亮出机翼下方挂载点上的武器,摇摆机身使机翼上下摆动以发出。此后,这架F-16战机退却并远离。

  绍伊古在着陆后举行的防部会议上表示,近来东欧地区的北约国家军事行动活跃,北约组织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强活动。这些举动正在相关安全体系,加剧北约与俄之间的不信任,俄方采取回应措施。

  据俄报道,近来靠近俄西部边境地区形势趋紧,俄军机19日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两架试图接近俄边境的美国RC-135侦察机。目前,北约国家正在波罗的海部分水域、空域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举行军演,防部将这些演习视为“不愿放弃反俄政策”的表现。

  2017年06月20日09:07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6月20日电 据外媒报道,英国和欧盟的退欧谈判代表当地时间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如何组织谈判达成一致,不光出达成协议的良好意愿,还强调了谈判的复杂程度以及时间的紧迫性。

  “我们为未来的磋商打下了的基础,并制定了大胆的但可以实现的时间表,”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表示,他对首次磋商感到“鼓舞”。

  但欧盟负责英国退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尔明确表示,除了达成初步的时间表和谈判的框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认为英国保守党后被削弱,可能放弃反对欧盟提出的时间表,戴维斯则打消了这种疑虑。欧盟认为应首先解决其优先考虑的问题,包括要求英国支付“英退账单”,并将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看重的贸易谈判推迟到至少今年底。

  戴维斯强调贸易磋商应“同步进行”,但巴尼尔称只能在第二阶段进行。首先,应在欧盟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特别是在英国的欧盟的以及解决双方的财务问题。一位欧盟官员称,英国仍接受其还欠欧盟的账。

  然而,欧盟官员认为,特雷莎梅及其官员即将改变主意接受欧盟的。一方面,内部就彻底退出欧洲单一市场及关税联盟的争论又起,使得英国难以向欧盟提出一致连贯的要求。

  尽管不像戴维斯那样明显乐观,但巴尼尔认为,双方将会进行合作,以达成一项并非为了“惩罚”英国的“公平协议”。他亦向英国人作出什么让步;在多数欧盟领导人眼中,英国人的行为无异于。

  “是英国在退出欧盟,而不是反过来,”巴尼尔在谈及英国“”与欧盟44年来的关系时,这样尖锐地说道。“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责任、接受自身决定带来的后果。。。因此我所想的,并不是作出让步或要求让步。”

  特雷莎梅本人将于22日和23日出席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定期峰会。戴维斯称,特雷莎梅将告知他们有关确保约300万在英欧盟的计划。

  近几个月来双方有过数次激烈交锋,预计她此次会将重点放在缓解紧张气氛上,如同巴尼尔、戴维斯以及双方团队在19日举行的七小时会议一样。

  从“脱欧”的诸多棘手难题到不断增多的,从导致惨重伤亡的居民楼火灾到早些时候执政党在中的严重失利,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面临其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已有英国发问,特雷莎梅在首相宝座还能坐多久?

  14日凌晨,从睡梦中醒来的伦敦人发现城市天际线中出现冒着黑烟的火柱那是发生火灾的格伦费尔大楼。

  人们从社交和电视直播中看到现场的恐怖情景:火龙上窜,吞没高楼;有人曾在楼中摇晃手机灯光求救;母亲将婴儿从10层楼抛下,把生的希望交给命运;负责救灾的消防局局长说,自己入职29年来从未见过如此大火火灾死亡人数在接下来的几天不断上升,有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在100人左右。

  这场大火出英国建筑安全监管的诸多漏洞。英国把怒火“烧”向了唐宁街10号。

  伦敦当地一些居民说,火灾的居民楼此前就被指存在安全隐患,但未引起部门的重视;火灾发生后,特雷莎梅迟迟没有到事发地所在社区,迄今未能解释为何火势蔓延如此之快,对那些失去亲人和住房的者也没有给予足够帮助。遇难者的亲朋好友更是“预防不力、救援失当、隐瞒”,的者甚至冲向首相府。

  特雷莎梅直言对火灾应对得“不够好”。包括一些内阁大臣在内的保守党议员都认定,特雷莎梅无法带领他们进入下届选举,他们现在开始讨论什么时候可以让她下台。

  伦敦经济学院管理系教授托尼特拉威尔斯告诉记者,大火给带来巨大挑战,将深刻影响英国。

  19日凌晨发生的货车撞人事件再次让所有英国人揪心。那天,在伦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附近,一辆货车冲撞行人,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一名48岁男子在事件中,据称他就是司机。

  这座清真寺所在区域居住着大量来自北非与西亚的移民。认为,袭击者是要人们的,让更多人不同者,让年轻人极端。特雷莎梅19日说,警方正在将这一事件作为“可能的”进行处理。除这起撞人事件外,自3月以来,英国已发生3起恐袭事件。

  特雷莎梅2010年至2016年在担任英国内政大臣期间大幅削减了英国数量。在野党认为这削弱了英国应对恐怖的能力,成为现在恐袭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特雷莎梅日前表示,如果在打击的过程中出现法“挡”的状况,将毫不犹豫“改变”这些法律。令特雷莎梅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番言论再度引发在野党。

  英国工党科尔宾表示,面对恐袭,正确做法应该是增加和安保人员数量,并且“捍卫我们的价值,包括法律”。

  多事之秋,又正逢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按计划正式开始。执政的保守党本月上旬在议会下院选举中失去多数议席,不得不寻求小党的帮助。

  有英国报道,保守党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大臣近日表示,特雷莎梅如果稀释“脱欧”行动,将面临挑战,可能被赶下首相宝座。

  他说:“如果我们得到强有力的信号,显示特雷莎梅开始倒退,我认为她将面临相当棘手的局面。关键在于,她已不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角色。显然她已经给保守党议会党团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恐怕现在(大家)对她已没有善意。”

  另一方面,英国《每日邮报》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对特雷莎梅的“硬脱欧”政策表示反对,高达65%的人认为应与欧盟先达成某些协议后再“脱欧”。《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曾在“脱欧”期间持留欧态度的保守党正在寻觅特雷莎梅的“人”。

  如何同时顾及“硬脱欧”和“软脱欧”支持者的意见和利益,处理好“脱欧”问题,是摆在特雷莎梅面前的严峻课题。

  环顾英国,种种灾难和矛盾的背后是英国人对差距的不满、对者改善民生不力的、对移民涌入与难民危机的强烈焦虑。

  随着美联储的加息缩表,以及中国央行收紧的货币政策。美国和中国这当今世界的两大经济引擎开始了新的“货币战争”。货币的收紧,回笼都体现出了发展本国经济的决心。

  在这个各经济体愈加融合的世界,其实间的暗中较劲一直没有停息。当今世界,P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就只有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货币战争之后,将是暗中的制造业战争。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便提出了振兴美国的口号,美国制造企业逐渐回流美国;而在今年初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2017年工作重点当中,就包括了振兴制造业的目标。可见双方都是以本国制造业为目标,但是,在制造业角力中谁的表现会更出色?

  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自从2001年加入WTO以后,力量大增,然而在辉煌了十几年以后,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优势在逐渐。据统计,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比1995年涨了15倍。就中国的劳动力队伍而言,每小时收入现在已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国,且已达到较弱的欧元区国水平的70%左右。

  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红利优势的情况下,想要令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只能依靠其他的因素作为动力。除了低人力成本的优势,其他还有什么因素?

  美国的经济学者罗伯特戈登曾经表达了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忧虑,他认为,美国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经济高增速,是由于几个因素:首先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高,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技术创新的力量。

  这几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带来了经济高增速。20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一直占据领头地位,即使是在1929-1933 年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在全球总量 1/3 的水平。二战结束后,美国制造产业再次占据世界的半壁江山,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40%左右。

  不过,对于过去一个世纪经济成绩靓丽的美国。戈登也表达了一种忧郁,他认为,鉴于目前的社会各方面基础已经非常完善,在20世纪初期那种大规模的基建、法律、创新的全面提升可能以后不会发生,因此美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将会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美国过去的增长奇迹,或许无法复制。

  这项研究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里边,并没有“人口红利”这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基建、创新和制度。也就是说,当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不再,那么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比拼,焦点也就是在于比拼以上三个要素。

  第一季中国经济表现让人刮目相看。所有宏观指标都优于预期,名义P增幅高达12%。首季的经济表现中,最重要的增长因素就在于支持的基建投资,其增长为25%,高于住宅销售和出口贸易。基建投资增速创下自2014年第三季以来最高。

  不过,继续大搞基建能否持续还是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债务与P比率已升至260%,考虑到仍在依赖基建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肯定在未来几年债务还将继续上升。许多人认为这条不可持续,最终会导致中国金融体系崩溃。

  最重要的一点事,基建量非常大,但是方向是否能够为制造业和创新服务也存疑。众所周知,中国的基建一直是粗放型的“造桥修”,缺少精工细作,如此,对于实体经济提升的帮助就有相对有限。

  相信大家还记得,几年前暴雨造成的道积水的事件。这其实就是出基础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向问题,那就是搞了几十年基建,结果连最基本的城市面和水渠系统建设也非常落后。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基建并不是过剩而恰恰是不足。

  由于这种基建细节的不足,可能会造成基建投入虽然大,但对于改善社会,创造更好创新的基础帮助不大。如果社会的基建的效果不明显,也必将会拖累社会创新的进步。

  创新的基础,离不开科研。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统计,2006到2016年十年间中国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1.69万篇,占世界份额为12.8%,世界排名超过,由去年统计时的第4位前进到第3位。中国近2年间发表的论文得到大量引用,且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千分之一的国际热点论文为495篇,占世界总数的18.0%,世界排名进入到第3位。

  论文数量大幅提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热点行业和学科里边,中国增速最高。根据日经新闻的报导:

  中国在计算器科学与数学、化学、材料科学、工学4个领域排在首位。其中进步最快的是计算器科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所占的比例2000年时为3%,但2015年达到了21%。

  在研究经费方面,2000年前后中国和企业合计投入5万亿日元左右,但到2014年迅速扩大到了38万亿日元,紧追美国的46万亿日元。

  其实,只要对照社会上应届毕业生的起薪水平,就可以看到IT行业、材料这些科研的重点领域,行业的薪酬水品也相应较高。这也一定程度说明科技创新驱动对于新兴行业增长的提升作用。

  然而,中国论文数量多并不能弥补论文质量的不足,在很多基础层的关键领域有待提高,这对于大数据红利之后的后深度学习时代而言非常重要。中国的科技巨头能够通过其专有平台获得海量数据和技术,但在创建一个标准统一、跨平台分享的数据友好型生态系统方面,中国仍落后于美国。

  而且,这些创新是否大部分是产业的核心技术,能否带来直接的经济效果,依然存疑。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教学存在着知识和就业不匹配的问题。

  据某机构的调查,超过一半以上职场人士认为所学专业知识对就业帮助有限,表示更期望大学以外的短期培训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就业市场技能。假如中国的科研与产业具有高匹配度,那么就不应该出现知识和市场无法匹配的局面。

  可见,中国的创新和基建一样,虽然增速快,体量大,但很可能与市场匹配度并不高,对于制造业最终的帮助也会打不少折扣。

  此外,制度上的比较,则中国与美国相比劣势较多。例如税收、各类成本和营商都需要进一步改善。如网上一篇文章指出的,中国成本高于美国的共计8项:

  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从制度方面考虑,中国的政策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经营一些业务的获准往往需要不断游说,这需要耗费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他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作代表,美国是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纠纷最多,也花费最大力气打官司的国家,但即便如此,也无决中国企业不断的侵权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罗伯特戈登的评价标准,从基建、创新、制度三个标准来评价。可见在中美的制造业战争中,中国具有体量大规模大的优势,但是在细节上依然是延续着过去的粗放型的策略。巨大的基础体量能否在细部充分帮助到制造业,存在疑问。并且,在这个隐患以外还存在一个营商的天然劣势,这个问题目前是无解的。

  中美之间的制造业之战,中国未来的获胜筹码,或许我们就只能寄望于更加市场化的创新和更精细的基础建设两方面。摒弃掉对于纯粹数量的追求,专注于细部,才是真正应该做的事。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我们上岗!”1997年7月1日,身材高大的中校军官谭善爱在中英防务交接仪式上庄严宣告。

  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驻军治军的崭新篇章从此。

  回望那个历史时刻,谭善爱洪亮的声音像是一场世纪大考开考的哨音。香江水长流不止,紫荆花谢了又开。20年过去了,在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法制下履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部队,交出的究竟是一份怎样的答卷?

  33岁的中环机务站周军从小就梦想加入驻部队。9年前被驻部队选中时,他的心里满是自豪和喜悦。经过岁月洗礼,已经成长为少校的他,感受到更多的是责任和沉甸甸的压力。

  周军所在的中环机务站地处最繁华的地段,周围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营区围墙外的马上隔三差五就有各种名目的活动。“墙外资本主义,墙内社会主义,这是驻军面临的真实写照。”他说。

  去年下半年的一天,周军正在组织女兵学习理论,突然“反对释法”等口号声从一墙之隔的马上传进教室。混淆视听的言论令女兵们填膺。

  “交锋就在,战斗就在分分秒秒。我们应该时刻紧绷意识形态这根弦,思想上不能存在半点松懈,给敌对可乘之机。”周军的一席话让情绪激动的女兵回归,教室里响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

  “的话仿佛给那些口号按了静音键,我们的耳边只有掌声。”女兵吴甜说。

  为了坚定、铸牢军魂,驻部队探索制作了“筑牢强军之魂”24堂精品大课和“高擎战旗”13部光荣传统教育,打造有驻港特色的军营文化,并通过战场遗址教学、开设士兵讲坛和理论知识竞赛、制作新产品等手段开展教育, 坚定的理想让官兵们住了各种复杂情况的。

  一次,驻部队在昂船洲军营组织营区活动,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径直特战一连班长李晓,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一直很解放军,我觉得你的帽徽很漂亮,可以送我一个收藏吗?”

  “不好意思,我们有严格的,帽徽是不能送人的。”李晓婉言。可这名外国人不仅没有走,还凑在李晓耳边悄悄说:“不要你送,我用500美金和你交换好不好?”被再次后,对方又提出再加500美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

  “对不起,帽徽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既不能送,更不能卖,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您说生命能买卖吗?”李晓正气地说。见李晓不为利益所动,这个外国人只好叹了口气走开了。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驻军形象。”周军说。正是有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感,进驻20年来,驻军上下没有发生过一起性问题。

  6月6日10时,东博寮海峡,驻部队惠州舰、钦州舰和3架直升机正在港人的注视下进行例行海空联合巡逻。

  劈波斩浪的惠州舰上,舰长詹淑湖熟练地指挥各个战位上的舰员进行巡逻护航、等课目的演练。“海空联合巡逻有助于驻军掌握的海空域情况,彰显我们的决心。”在之前的采访中,他自信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的安全是驻军法赋予驻部队的神圣职责。为了履行好防务,驻部队海陆空三军20年如一日本领,努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精锐之师。

  在驻部队石岗营区训练场,军营的突然被一阵猛烈的爆炸声打破,数十名特战队员从密林深处、地下掩体中冲杀出来,钻火圈、荡缆绳、爬网墙、扛圆木,队员们虽然精疲力竭,但仍高喊着“”,这就是被称为特种兵礼的“猎人训练”。

  “觉得非常震撼,看到解放军训练有素,也看到解放军对的承担。”一次公开演习后,港区全国代表、观塘区议会陈振彬感慨地说。

  在驻军联合作战体系中,特战一连担负一线侦察、搜剿潜特、渗透破袭、反等重要。去年11月,该连派特战队员赴马来西亚参加我军与马来西亚特种兵举行的“和平友谊2016”联合军事演习,创造了驻部队走出国门与外军联演的先河。

  事实上,“走出去”已经成为驻部队近年来提升战斗力的一个有效手段。驻军惠州舰编队积极开展远海训练,空军航空兵部队每年参加跨区实战演练,防空部队多次远程机动参加实弹演习在与诸多“对手”的交流中,驻部队不仅增强了履行防务的能力,更增强了安全的信心。

  去年10月31日上午,“香江卫士”联合实兵演习在驻军青山综合训练场举行,10余种新式火器轮番上场,硝烟弹雨,炮声隆隆。当武装直升机、步战车等新型装备亮相并精准命中目标时,现场观摩的市民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发出阵阵赞叹。

  “有解放军的,我们觉得很安全,也很放心啦。”一名市民面对镜头说。

  走进驻部队某团,一场驻军法知识竞赛正在新兵营进行。对即将轮换进港的战士们来说,进驻前都要进行基本法、驻军法以及法律法规考试,考核成绩优秀才能取得进港资格证。

  进驻以来,驻军把法纪看得重如泰山。在中环驻部队总部大楼的一层大厅,《中华人民国特别行政区驻军法》镌刻在墙壁上,时刻提醒着来来往往的官兵。像这样的法规宣讲,在各个营区的文化长廊、基层信息视窗、黑板报,甚至是每一名官兵的学习笔记本上都能够看到。

  被誉为“文明之师的流动代表队”的深圳汽车连,穿梭于两种法律,车行两种交通规则,始终做到了次次安全顺利,人人文明守法,20年来,安全行车1080万公里,赢得市民的广泛赞誉。

  在高的社会,现行的800多部条例、2000余部附属立法中,有近百部法律直接规范驻军行为飞机升空训练、舰艇出海都要通报特区,实弹射击要提前在《宪报》上刊登公告

  “白天射击要挂警示红旗,并须在射击前1小时挂出;夜间则要悬挂警示红灯,并须在日落前两小时挂出;射击训练必须提前7天公告。”驻军某步兵旅三营员周磊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营里每次组织训练都严格依据《防卫(射击区)条例》,20年来从无例外。

  为了减少噪音扰民,驻军某航空兵团主动调整飞行时间,昼间飞行时间安排在9时以后,夜间飞行训练不超过22时。“飞行训练尽量避开居民区,实在避不开的,我们按照航行高度的上限飞行,尽量减少噪音。”该航空兵团陈文献介绍说。

  每年军营日,该团主动邀请特区飞行服务队和营区周边的居民入营参观装备、观看飞行训练,建立起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赢得了市民的广泛认可。

  20年来,驻部队先后组织20余万台次车辆和80余万人次进出,均各项规章制度,威武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在社会深入。

  去年1月24日,一股强劲的寒潮席卷,驻军某山地执勤点的地面罕见地结了冰。天色渐晚,执勤点干部戴航忽然发现,数十名被寒潮所困的游客蜷缩在距营区30米的保安岗亭里等待救援。

  在得知游客缺少食品和饮用水后,戴航立即请示上级,为被困市民送去鸡蛋面和矿泉水。随着被困人员逐渐增多,岗亭已容纳不下,经请示批准后,他又将大家带到营区食堂休整,卫生员照顾摔伤的游客,直到派出救援力量将这些被困人员送下山。

  7天后,被困的游客将一封充满温情的感谢信送到执勤点官兵手中。“解放军是人的守护神!”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这只是驻部队进驻20年来真情付出、爱港亲民的一个缩影。去年8月,驻军组织陆海空官兵代表为义务献血,战士们争相报名,谁也不愿落下,最终报名人数超过献血名额两倍。

  据献血工作人员介绍,20年来驻军一直保持单日献血量第一,先后有7600余人次参加特区献血活动,累计献血338万毫升。

  20年来,驻部队先后举办12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6届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累计近3600名青年学生入营参训。据中环机务站女兵吴甜介绍,她带过的许多学生都是参加完中学生夏令营之后又再次报名参加大学生体验营的,强化了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国防观念。

  驻军还满腔热情地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每年参加“植树日”活动,累计植树8.8万余棵;每年组织慰老爱幼活动,为4300多名老人和幼童赠送礼物、表演节目、送上祝福。

  20年来,驻部队官兵用赢得真情,以行动换取心动,一步步树立起威武文明之师的形象,拉近了港人与驻军之间的距离,赢得了广泛赞誉。

  李开复认为人工智能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最好的机遇,因为中国不仅政策相对,还拥有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海量数据。

  在上周中泰证券的策略会上,李开复在中指出,互联网行业红利已经消退,App的真实使用率在下降,靠炒用户、增加流量的方式已经结束,所以目前不能再把互联网投资当作一个整体领域,而要细分哪些是真正的风口正在飞速成长,看好五大投资机会:

  1、人工智能:翻译,人脸/图像识别(如安防、医疗影像),语音和文字识别,大数据分析(数据营销,风控,金融),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家庭机器人)

  其中,人工智能是李开复尤其看好的中国机遇,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将出现哪些杀手级的产品?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正在悄然发生哪些变化?传统金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信用体系产生哪些?哪种创新模式能成为BAT“三座大山”的“掘墓人”?

  针对以上问题,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接受了华尔街的独家对话,他认为人工智能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最好的机遇,因为中国不仅政策相对,还拥有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海量数据。

  他还称,金融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最为突出,BAT“三座大山”未来会自己闷着赚钱,因为他们不想分享技术,不想外部知道他们有多大的数据,有多少方法赚钱。当任何企业家坐在金山银矿上,心想一定是怎么把矿挖了,不是说怎么把挖矿的工具卖给别人。他还认为,BAT三座大山未来对业界无害,但是也无益,他们自己的金山银矿都吃不完。

  广告记者:人工智能在哪些方面的应用可能会出现杀手级的产品?中国是否有在国际竞争中领先的机会,优势在哪里?

  李开复:其中比较快速的会在金融领域,在自动化、无人驾驶、医疗领域等也都已经看到具体的应用开展。金融领域如信贷、风控、投资、银行和保险等业务最为突出,因为金融业务最无摩擦,而且有大数据支持。目前中国政策对于人工智能相对,相较美国或其他政策严谨透明的国家,反而可能产生更快速井喷式的发展。AI的核心关键是海量的数据,在中国这些数据是存在的,而且都是能产生价值的,我们预期,人工智能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最好的机遇。

  记者:中国有很多传统金融企业都在研究AI,这从技术角度会对中国信用体系产生多大的?

  李开复:较之于美国,中国的个人信用卡支付体系不常成熟,就给了我们直接支付和手机支付巨大的机会,所以有时候,落后反而是个新商机的点,就像中国以前的座机普及率不大,人们直接跳跃到手机,现在中国手机应用发展和移动互联网大幅超越美国。正是有很多中国人不在这种金融信用体系之内,所以小额信用卡才有可能成功。如果人人都有信用卡,每个人每个月都可以借几万块钱,那谁还需要小额贷款?所以当市场基础够大时,落后反而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模式绝对是一个利好。

  记者:近期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有了比较多的变化,多个以硬件获取客户的公司都会以硬件产品提价,如小米、摩拜单车(预付费)、乐视,这个趋势是否意味着他们之前的商业模式,或者是这个领域的产业结构将要发生重大的变革?

  李开复:从摩拜的角度来说,它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绿色出行工具,那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把摩拜看成自行车价格的提升,那是完全没有看懂这个模式的潜力。硬件会过去的方式,当有无人驾驶以后,汽车的样式就会变化,那当摩拜提出了共享经济的自行车,回家的方式也会改变,所以我们会更看好的一些能够使用习惯,给人们带来更便捷、有效、更省钱的解决方案。

  李开复:BAT三座大山未来将持续专注赚钱和获利,这个现象全球皆然。大型科技巨头公司未必愿意分享技术和自身积累的庞大数据,以及各种各样变现赚钱的方法。由于激烈并趋近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科技巨头很难有动力促成平台的型业务,因为这不是驱动这类巨头级别企业成长和获利的动力。

  记者:BAT最终的这个目标还是赚钱,最终是否不会再推动技术的进一步革新?

  李开复:当任何企业家坐在金山银矿上,心想一定是怎么把矿挖了,而不是说怎么把挖矿的工具卖给别人。只有我们这些光脚的、没有金山银矿的才会想办法自己来做工具。大型企业估计也不会来小型创业家,因为他自己的金山银矿都挖不完,所以我倒不担心BAT,但是对于他们能否带来性的技术也不存着太高期待。不过短期内,真正赚最多钱的可能还是BAT。

  李开复:首先我们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常有信心的。对于一级市场的退出径,有公司并购,也有IPO等退出途径,创新工场早期就投资的美图秀秀去年底在上市就是很好的案例。过去的这几年,中国的资本规模和它的潜力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的状态。我们看到一些更优质的科技资产,过去都是往海外上市。创新工场明确地看到在中国做早期投资、中期投资、成长性投资,必须要的资本市场,因此我们也特别看重二级市场。所以我们已经把过去创业者全力去纳斯达克敲钟的梦想,基本,让他们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的技术潜能和市场发展,才是对他们最合适的市场。

  导读: “黄金圣斗士”单车、“彩虹单车”的图片还没刷屏多久,首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悟空单车”,已经退出了这场大战。近日,全国首个“公共电子围栏”、“共享单车规范管理示范区”试点工程将在朝阳区三里屯、工体等地建立。

  “黄金圣斗士”单车、“彩虹单车”的图片还没刷屏多久,首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悟空单车”,已经退出了这场大战。人们还来不及品味这则新闻,单车的两名投资“大佬”,一方是马化腾,一方则是朱啸虎,就“摩拜和OFO谁是老大”这个话题,在朋友圈怼了起来。

  关于共享单车的烧钱和争抢入场的资本与市场逻辑,侠客岛已经有过分析(《从共享单车到充电宝,创业风口还是资本做局?》)。就一个新行业业态而言,就着最新的新闻,我们似乎可以换一个角度审视:在OFO和摩拜两大巨头的阴影之下,其他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企业,到底是如何的?这场资本与市场的大战,又将何处?

  争论的双方,一边是腾讯领投的摩拜,一边是金沙江创投领投的ofo。关于这个话题,金沙啸虎和腾讯马化腾在朋友圈的交锋,了市场对共享单车的讨论。

  朱啸虎分享的文章是《OFO活跃用户、用户增速远甩摩拜,稳居第一》,并评论说:“和街头实际数的感觉基本一致。”朋友圈留言里,马化腾回复道:“微信支付看摩拜高一倍多。智能机和非智能机未来价值和潜力还是很不同的。”

  双方的观点并不复杂:马化腾认为智能化浪潮是未来,“堆一堆哑终端谁不会?”而朱啸虎则认为性价比为王,数据说明一切:“微信的数据只是一方面,可以去实际街头看一看”。

  其实,“马虎”之怼,既有对共享单车商业模式和未来之的思考,也有投资人背后的利益考虑。

  从投资人角度看,朱啸虎和蚂蚁金融是ofo的投资人,支付宝和滴滴出行app给了ofo流量入口,阿里系又是滴滴出行的投资人;而腾讯是仅次于摩拜单车创始团队的最大的股东,在摩拜6亿美元的E轮融资中领投。腾讯微信给了摩拜流量入口支持并接入小程序,这让摩拜4月的月活量环比增速超过200%,一个月新增2400万注册用户。

  看来,这又是一场腾讯和阿里之争。阿里、腾讯的垄断能力令人,ofo和摩拜之争,让人仿佛看到前几年的滴滴与快的之战那场的结果是,双方以合并告终。

  朱啸虎在微信上说:“数据说明一切,一年后看。”腾讯投资总经理也加入留言,表示“数据现在就有,不用等三个月等一年的。” 其实,双方对胜负时间的打赌,还不如赌摩拜和ofo是否合并来得靠谱。

  虽然用户戏称共享单车“颜色不够用了”,但时下的共享单车其实就三种:摩拜、ofo和其他单车。根据第三方机构的《2017年第一季度国内共享单车市场调研报告》,摩拜单车占据共享单车市场57%份额,ofo为30%,而小蓝、酷骑等公司构成了第二梯队,共占约14%市场份额。按照行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竞争不可能长久,小、散、乱不是良性的格局,最终都要寡头垄断。A股“漂亮50”代表的企业是如此,互联网企业也一样。前者有贵州茅台、格力电器、伊利股份、上汽集团等等,后者例如团购领域的美大(美团+大众点评),视频领域的优土(优酷+土豆),网约车大战后的滴滴出行(滴滴+快滴+Uber)等等。

  朱啸虎面对时说:“下一步首先是清场,把小的公司全部清掉,和以前打车差不多,最后留下两个PK。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单车项目自己关掉。”

  原始丛林中,参天巨树下往往寸草不生,因为大树挡住了所有阳光和雨露。“悟空单车”的倒闭就是这样。

  这个首先退出战场的企业创始人雷厚义这样复盘道:第一,不要去追风口;第二,项目一定要能盈利,从模型上一定要跑得通;第三,你要有相应基因,比如做共享单车,必须要有供应链的人加入;第四,小公司还是适合小切口,形成独特价值。“我们也去找过ofo,希望被并购,但他们没意向。” 雷厚义说。

  有人说,如果你不是被阿里、腾讯、朱啸虎们选中的那一个,就离开这个风口。悟空单车300万的投资,1000辆的投放,1万的用户,100万的押金根本不可能满足ofo收购的胃口。没有大资金的支持,悟空单车无法规模量产,造车成本下不来,运营和营销团队养不起,现金流滚不动,没有资源在摩拜和ofo席卷街头的攻势下,如何支架得住?

  十年之前,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巨头也曾风光无两。2007年的全球手机市场份额,诺基亚以40.5%的份额雄踞第一,三星是27%,苹果只有0.6%。在移动智能手机时代,iphone手机和Android手机迅速取代了诺基亚等,第三方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智能手机市场中,Android的市场份额是86.1%,iOS虽只占13.7%的份额,但利润占所有智能手机的83%。

  即使苹果手机风靡全国,华为、小米、VIVO、锤子等国产手机品牌,也分别以硬件、价格、时尚、情怀抢占用户,分得一杯羹,并有追赶苹果之势。

  比如,在共享单车第二梯队中,酷骑单车和海尔无线联合推出的“黄金圣斗士”,就有诸多创新,包括:一是充电端口,共享单车和充电宝两个概念;二是,智能升降座椅和智能语音锁,属于AI概念;三是,手机充电支架,可以安置手机;四是,国人喜欢的土豪金色。

  小蓝、优拜、永安行、由你等品牌单车,借助芝麻信用,推出免押金骑行。既能导入支付宝流量,又能免去用户对缴纳押金的疑虑,让信用成为资产。探索“合伙人模式”和“山城自行车”的悟空单车,虽倒在了资金链和供应链上,但也算对用户进行了大胆的试错。

  合规者,单车企业拼的是成长速度,也要看谁活得长久。共享单车在城市和校园的生长,带来了交通安全、乱停乱放、巨额押金等关心的问题。

  今年5月,交通部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要落实对车辆停放管理的责任,推广运用电子围栏等技术,综合采取经济惩罚、记入信用记录等措施,有效规范用户停车行为,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提供服务的车辆。

  近日,全国首个“公共电子围栏”、“共享单车规范管理示范区”试点工程将在朝阳区三里屯、工体等地建立。“公共电子围栏”将设立统一平台,“围栏”内可兼容不同企业的单车,并通过数据分享对区域内单车投放总量进行控制。面向用户,通过励规范使用、处罚违规行为等手段,培养文明骑行的习惯。

  问题是,在未来单车总量控制下,资本疯狂的造车和过度的投放,过剩的单车将何处安放?

  “一车多押”巨额押金池风险,是共享单车企业最大的风险。是P2P,许多公司就因为运用备付金资金池滚动操作、期限错配、资金和项目不一一对应等,带来了诸多金融乱象。上个月,金融局提出在京注册的共享单车公司需要把押金存管到指定银行账户。

  监管之下,共享单车巨额资金躺在银行吃利息的盈利方式受到致命影响,加之沉重的造车成本、运营成本,漫长的盈利周期,和免押金运营的大趋势,单车企业的成本压力剧增,行业洗牌加速。如果未来找不到清晰的盈利模式和稳健的现金流,谁将是下一个“悟空单车”呢?

  对于共享单车监管首先要审视的是:一个提供自行车给用户使用的产业,是否影响到公共利益?此外,还要考虑监管目的是出于“土地、道”等公共资源短缺,还是消费者权益,抑或促使交通向友好型发展?监管目标决定了采用何种方式去实现。在资本的推动下,今年共享单车行业出现爆发式增长,滋生了很多问题,甚至引发了有关“国民素质”的大讨论,各级对共享单车的监管提上日程,监管部门各不相同,拟采用的手段多种多样,力度也是轻重不一。最近更有人主张,应当由交通运输部来主导中央层面的立法,设定的监管规则。

  当前,各地方酝酿中的监管措施,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上牌”企业取得许可,自行车登记上牌。其他的具体措施则五花八门,有些甚至令人无语。比如要用户实名登记,同时建立信用档案。问题在于,仅仅是为了矫正“国民素质”,执法机关需要多少公共资源,才能去实时用户交易行为。需要看到,尽管扯出共享经济大旗,但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实质上是升级版的分时租赁,与早已存在的旅馆分时租赁并无本质区别,只是通过海量投放产生了规模效应,再加上互联网支付和GPS定位等新技术手段而已。

  那么,一系列追问就产生了,既然此前对于分时租赁业态并无特别监管,那么对于共享单车这一升级版的监管依据是什么?未来的监管方式、执法权限究竟该怎么安排?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被厘清,当下五花八门的监管,难免陷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迷惘之中。

  法律向来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今天的理论解释、规则乃至制度都是有渊源的,尽管有时候我们身处其中也不甚了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规则是随意产生的,那么它必然很难和系统中的其他规则兼容。

  将时间拉长,空间放大后可以发现,控制一直都遵守了一个默认的边界: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分。

  公与私,从哲学上可以追溯到久远之前,也是当代各种理论争夺的焦点命题,不过,现在流行的,凝结在我们继受的法律制度中的规则,起源于美国1876年的穆恩诉伊利诺伊州(Munn v. Illinois)一案。

  该案的原告是一个谷物仓储的经营者,在拥有垄断地位,有许多诸如随意涨价、以次充好、缺斤少两的行为,引发农民不满,因此,州通过地方立法加以管制。但原告认为,州立法违反了有关私人财产权的第十四修正案,即“非经正当程序,各州亦不得任何人的生命、和财产;或者在其法律管辖范围内否认他们应受平等的”,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此案的最终结果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以7∶2的表决,判定州胜诉。当时的首席大维特援引了17世纪的一篇学术论文,提出了私人领域涉及公共利益时应当受到规制的理论:“当一个人成为社会的一,其所享有的或者,存在着这种必要性,不能影响到他和其他人的关系”,“的核心功能,就是引导相互尊重,在使用其财产的时候,这种规制对公共利益而言,就非常必要”。

  在穆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之前,公与私的划分更多依赖于所有权(包括主权、特许权),商业活动被归入了私人领域,只有获得特许的银行、铁等因为享有公共而承担受规制的义务,并且在当时法律的技术条件(监管途径、水平和能力)下,规制内容也有限。

  这起案件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形成了新的公私边界原则:涉及公共利益的属于公共领域,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属于私人领域。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一边界原则得到进一步延伸:公共领域适用规制,而私人领域适用反垄断。

  这一理论模板至今适用,并体现在很多中,比如,价格法中的公品由定价(或者制订指导价),市场价格则遵守反垄断要求;行政许可法中设立许可的实质理由是公共利益,而正在征求意见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修正案重申,部门规章不得随意减损或增加其义务,则是一正一反地强化了这个原则。

  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接受这个边界原则,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出质疑之声,甚至形成了不同学科的立足点。比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即使是公共领域,也可以私人调整,甚至有人更加极端地认为,根本不存在着公共利益,只有每个人的利益。主义盛行的美国界则越来越多地认可阿德勒在20世纪初期主张的“所有商业都是公共的”命题。

  当然,今天的法律规则大多还是在既有的公私划分框架下运行。基于这一框架,对于共享单车监管首先要审视的是:一个提供自行车给用户使用的产业,是否影响到公共利益?

  在穆恩诉伊利诺伊州案中,维特提出了“传送带”理论,将粮食仓储业划为公共领域:因为粮食通过火车运送(铁建设在特许土地上,因此对其监管存在着天然正当性),粮食通过“传送带”装载上火车,产生了与公品的联系。

  法律都是建立在人们当下的常识之上,具体来说,如果一个普通人买了一辆自行车使用,显然他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不会对产生影响。那么,如果一家公司购买了大量自行车,投入到市场中供人们使用,又是什么情况呢?

  共享单车的“互联网+分时租赁”模式,与此前争议颇多的滴滴在法律商业属性上相去甚远,后者提供的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汽车载客服务作用与出租车类似。之所以汽车需要监管(比如强制保险),一个原因是汽车速度快、占地多,性大。

  与汽车相比,自行车对交通秩序的影响有限,即使有影响可能也仅仅限于特定地域和时间。因此,不能因为一个新产业迅速涌现,规模膨胀,就必然要对它进行监管,对其产生的问题,不能跟着感觉走,而是产业本身确实有受监管的必要。

  “传送带”理论在共享单车行业的体现,其实主要是占用了公共用地停放,并且乱放可能“影响市容”。因此,基于提供自行车的公司占用了公共资源而进行一定的,本质上是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可以设定公共土地的使用人应当满足一定的公共要求:比如缴纳一定的费用获得许可或者牌照、总量控制、车辆符合标准和安全、指定停放地点和控制密度等。这一规则最为明确,也最广泛得到应用。

  对共享单车的监管并非只在中国是个问题,中国的情况不同在于,在资本推动下,产业规模要大得多。

  如果从广义的规制来看,国际上已有的监管模式大体分为三种,皆符合前述的公私边界逻辑。

  第一种模式是基于公共资源短缺而形成的性。比如慕尼黑在1998年就出现过由学生创建的call-a-bike,当时投入了1800辆自行车,后由于运营失败而破产。地方后来认为,城市内环人口密集区域的空间紧张,不适合建设自行车停放站,否决了其他建设共享系统的。同样,如果是投入公共资源,其对公共企业的监管也就顺理成章。慕尼黑的市属企业在2011年收购了租车公司后,和企业均投入资金车辆和停车场,共享汽车也成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

  因此,或者采用特许、牌照模式,或者采用公共企业模式,监管的正当性都是来自于其对公共资源的控制。反过来说,让公共资源得到正当、充分、符合成本收益和社会利益的利用,本是的责任。因此,占用公共资源的多少,直接影响着规制水平。在未形成大规模集群的情况下,自行车相对占用公共土地较少。而对于占用公共土地较多的共享汽车,就比较严格。比如,美国和威斯康星州均明确,在地方指定街道或街道的部分,共享汽车有排他停车权,同时,共享汽车运营商需要取得地方的许可,才能取得排他停车权。

  第二种模式是市的做法,将单车的公共性,或者“传送带”作用理解为影响到公共交通、市容的外部性,从而成为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唯一监管样本。这种模式更多立足于“所有商业都是公共的”理论,属于立足于公共秩序的社会规制。

  交通局修订了《交通法规》,在今年4月21日生效,将共享单车定义为无桩共享单车许可项目(Stationless Bicycle Share Permit Program)。其中有关占用公共资源的具体规制内容包括:(1)许可,包括许可费、无许可经营的行政罚款;(2)执法,对共享单车乱停放的情况进行评定,并收缴罚款;(3)公共资源使用,通过公共听证会等程序设定停放区域。

  此外,还对共享单车产品和服务作出规制:(1)共享单车本身必须是高品质的、坚硬的,装有不易和的硬件,使用年限应当达到5年,车辆制造信息必须向消费者和交通部门披露;(2)必须7×24小时提供服务,必须安装GPS设备并向交通局实时共享,向消费者提供车辆相关数据;(3)如果过度集中、地理分布不均衡,或者出现对原有的共享形成恶性影响,可以撤销许可;(4)为了确保有充分的停车区域需安装车架,车架由交通局安装、由运营商支付费用;(5)需要向监管部门提交单车的养护、清理、维修计划并经批准;(6)设置全天候响应的多语言网站、呼叫中心和移动应用交互系统以供消费者反馈等;(7)安排隐私政策,确保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财务信息、出行信息和使用记录不被泄露;(8)每隔一个季度向消费者至少提供一次安全教育课程;(9)必须以小时或短区间为计算单位,根据使用时长或使用时长和距离的组合确定费率,且计费依据必须事前清楚、易懂地告知消费者;(10)必须有年度低收入消费者项目,对收入较低的群体提供不要求押金,可承受价格的30分钟以内无使用的服务;(11)运营商必须充分投保,包括针对道和单车的损坏;(12)运营商必须向监管部门支付公共财产维护基金,解决对公共财产造成的损失,支付公共部门用于清理和储存违规停靠单车所发生的成本;(13)运营商必须至少每月一次,使用加密手段向监管部门提交消费者地理数据,这些数据不能锁定消费者身份、支付方式、个人旅行历史等;(14)对电子支付作出要求。

  的做法和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规制不同,其出发点更侧重于消费者,并更加积极、全面地介入商业活动之中。

  至于第三种监管模式,实际上更多是和产业发展、环保政策、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的指导或者引导,而不是规制。

  比如,欧盟议会2001年开始关注交通中的气体排放、噪音以及健康、社会融入等问题,制定了可持续交通政策,要求各国均应实行友好型的公共交通建设,大力提倡自行车及步行,同时采用综合交通政策,引入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规则制定等,以交通运输网络的快捷、高效、安全。

  2013年,欧盟决定建立欧洲互通网络,并在2015年通过规则细化,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包含自行车道)对经济和交通的影响,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对此提供资金支持。具体采用的规则和制度包括:(1)设定自行车质量标准;(2)对行人提供,包括划分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3)在公车辆收费标准中涵盖了更多指标,包括拥堵、污染、噪音等。在此基础上,欧盟的一些城市开始投入资金鼓励自行车出行。欧盟的做法与中国的交通政策庶几类似,而与狭义的传统规制有所区别。

  对照上述三种监管模式,检讨中国当前纷纷扰扰的共享单车规制方案或者立法讨论,就可发现,尽管各种研讨、方案众多,甚至可能启动中央层面立法,但其背后,并没有搞清楚共享单车与其他互联网+交通产业相比,涉及公共性的“传送带”是什么。说到底,对规制或监管的正当性缺乏共识,是纲不举而目不张的根源,也导致了许多主张难以。

  那么,对共享单车进行监管的依据是什么?尽管行政许可法提供了界定监管的规则,但仍然还是要回到公共利益的:是基于公共资源的占用?所有商业都是公共的?还是引导交通产业发展?

  层层之下,各城市的监管尝试,以及可能由交通部主导的中央层面的共享单车立法,需要反思之处不少。

  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要搞清楚对共享单车规制的正当性是什么,也就是共享单车影响到“传送带”是什么,这需要有数据和事实的检验、分析和支持。不是所有城市的公共资源紧张水平都是一样的,同时,单车、电动车、汽车甚至摩托车的“传送带”也是不一样的。同时要认识到,不同的监管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内容和导向,实际上也决定着干预力度。另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监管能力,包括监管分工和协调,谁是最适合的规则设计和执行者。更进一步,还需要考虑监管目的和内容决定之后,采用何种方式去实现。

  如果认为共享单车的“传送带”主要是公共道现实中密密麻麻的单车已然占据了公共交通用地这是许多城市率先开始进行规制的理由,这个正当性最简单。但是,究竟谁担负着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责,这在中国现实中是一个模糊问题。

  对于“占道经营”治理,显然由地方,尤其是各个城市自行立法和执法才是正确选择,并具体由部门承担职责,原因在于每个城市拥有的公共资源不同,对待共享单车的态度自然不同。

  对占用公共资源者的规制,是要求经营者道通畅等,另一些可能的做法,是通过征询相关利益者(比如居民)的意见,过度地停车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或者通过收费、罚款来调整车辆的乱停放等等。从这个层面来说,属地管辖才是,中央层面的以交通部门为主导的立法,显得缺乏监管的正当性。当然,授权是可以的,但这不但已经超出了交通部主要承担城市间交通规划实施的既有权限,同时,在当下的制度体系内,交通部门是否有能力去完成这种高水平监管也要打个问号,最大的可能是,执法最终还是得依赖于部门。

  如果是基于“所有商业都是公共的”这一前提而进行规制,那就要考虑中国当下共享单车产业的特点是什么?这种规制的唯一样本,持有的是消费者权益的立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当下多如牛毛的共享单车企业竞争激烈,它们必须去讨好消费者,倒是如何竞争,防止出现快速兼并,进而产生垄断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但这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内。

  竞争和规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反垄断的前提是私人/市场领域。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主要是竞争水平不一样,中国如果同样采用许可制度,实际上抬高了市场门槛,会影响到原有的竞争格局。

  现实中,对消费者权益的一般,应当是各地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责,对于不公平交易或者消费者的,工商履行好职责即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

  将现有的监管提议与的做法对比后可发现,几个最重要的问题恰恰被忽略:首先,自行车的质量似乎被默认了不是个问题,但不要忘记,降低车辆的质量和适行性,是竞争的一种可能策略,也关乎用户的安全;其次,如果作为公共交通组成部分,就要在服务密度、时间上遵循科学的标准,这种标准并不能仅仅掌握在公司之中;第三,尽管每家公司都想利用大数据获得衍生价值,但如何消费者的隐私信息,应当是监管政策的优先考虑项;第四,尽管在激烈竞争的中国共享单车市场,公平价格和普遍服务似乎不是问题,也有很多制约这些公司随意改变价格的方法(比如有城市提供免费的公共自行车),但是竞争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些基于公共商业活动而产生的消费者导向的规则,似乎在当下的讨论中并无声息,而它们每一个层面其实都需要很多技术指标来作出。

  当然,如果考虑到长于宣示,专于授权,中央的立法层面倒是也可以把前两者结合起来,授权不同分工和不同层次的机关去实施监管。比如,中央层面关注消费者权益,地方层面关注公共资源占用,可以防止各种拍脑门的监管措施,也是可以接受的有为方案。

  此外,如果将共享单车上所产生的国民健康、环保价值、缓解交通拥堵等价值上升到交通政策层面,作为传统的产业政策的规划和设计者,交通部门倒是可以在规划未来交通模式之中有所做为,比如可以出台一个指导意见,采用欧盟的方式去推动自行车在交通中的更广泛使用。然而,这更多是一种产业,其规划和实施更多采用的是鼓励、引导,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制。

  由于共享单车平台沉淀了巨额押金,坊间担忧可能会被企业不当使用,从而发生无法退还或“挤兑”的问题,甚至还存在“企业跑”的风险。的确,将客户的钱挪做别的事情,可能会引发无法的情况,不过这对监管者而言,顶多是一个企业内的“系统性风险”,而不是全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这是金融监管的最主要理论依据),无需过于担心。

  首先,出于竞争的需要,已经有公司取消了押金;其次,各种会员卡、预付费等现象一直都存在,这可能是公司向顾客融资的途径,取消押金的公司肯定融资能力更强,这种融资也会对竞争产生影响;再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消费者权益力度问题,如果工商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能够参与到问题押金退还交易中,事实上就会形成对公司押金的制约,一旦不能就会出现破产风险(资不抵债),而这是对公司治理最有力的制约。

  事实上,只要有交易就会有违约风险,都可能会出现跑赖账,法律不可能将每一家公司都当成银行或者证券公司来对待,进行介入式的资金监管。

  在我看来,不断强调押金风险,反映了人们对于共享单车企业的“性恶论”假定,以及有别于其他行业的歧视。对于突破地域的、的共享单车公司,拥有调动资金的能力,如果担心不能押金的安全,完全可以通过义务要求其购买保险。

  顺便提一下引发热议的“国民素质”问题,哪些用户损坏自行车,共享单车公司更有能力和积极性去查证,教育和监督用户的职责交给他们就可以了。至于损害他人财产,已经有明确的法律规则,只是一个执法实现问题。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产业的爆发增长恰恰说明国民素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低。

  总之,无论未来采取哪种监管或规制方式,仍然需要在每一个步骤中贯彻成本收益最优的原则,这恰恰是当前的中国式规制容易忽略的。

  最后还是强调一下,“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中国的共享单车公司自认是负责任的,关注长期利益,就有必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消费者、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等问题上。免除不当干预的最好方式,是组织起真正有公心的行业协会,自己把自己约束起来。(作者为大学院教授、大律经济学中心联席主任)

  “做活”的意思是,这就是普通人维持的办法,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或者说,这已经是她们能从事的“较好”的挣钱方式。

  这几天,峨眉山金顶女背山工邓淑芳引发网友的关注。以金顶为背景、她佝偻着瘦弱的身体、背200斤建材上山的场景被拍到后,网友纷纷转发、点赞。42岁的她每天大约要背10趟,加起来1吨多,每趟大约可以挣20元,每天大约可以挣200多元。

  毫无疑问,这是一条令人五味杂陈的“新闻”。女背山工挣的是钱,吃的是苦中苦,她们只是中国大地上很多底层劳动者的缩影。这提醒我们,在高端技术、人工智能、共享经济之外,还有更多被遮蔽的底层劳动者在默默流汗。

  实际上,在西部地区,比如我的老家四川,千百年来大部分女性就是这么劳作的。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农忙时节和丈夫一道插秧打谷、耕田耙地,自不必说;就是平时农村常有的重体力活,虽然不是每次都负重200斤,但像挑粪、打柴、舂米大部分妇女不会少干。如果丈夫在外打工,无论农家的轻活重活都会落在留守妻子的身上。在我们,这叫“做活”人很少会说“劳动”,更不会觉得这是“工作”。

  在大部分城里人,包括看新闻的网友眼中,邓淑芳这样“做活”的方式,可能已经很陌生了。有人会问,为什么邓淑芳要从事这么辛苦的工作,难道没有别的出吗?也有人说,估计还没到老,她的腰椎、膝关节和韧带都会提前出问题,那时治疗的费用可能要远超她现在赚到的钱,这样值吗?

  还有人搬出劳动法,说按关法规,不能安排女职工从事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比如连续负重(指每小时负重次数在6次以上)每次超过20公斤,间断负重每次超过25公斤的作业。雇主让邓淑芳背着200斤建材上山,难道不涉嫌违法?

  这些问题,细究起来可能都有答案,但如果缺少对当下中国现实社会民生多艰的深刻理解,这些答案要么会显得很轻飘,要么会很苍白。邓淑芳们需要“人生指导”吗?可能需要,但我相信这对改变群体的命运不会有多少实际意义.

  “做活”,就是普通人维持的办法,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或者说,这已经是她们能从事的“较好”的挣钱方式:现在每天挣200多元钱,这跟原来在家里种茶叶、种庄稼的收入相比,“现在干两三个月的收入相当于在家一年的收入”,邓淑芳很满意。

  读者为邓淑芳的新闻,而转发、点赞,其实就完成了一次消费行为。这当然也会留下些许思考,比如“光荣不只是因为劳动本身,而是你不畏努力生活的模样”,比如“如果有机会见到你,想为你买一瓶水,递上一包纸巾”。但过几天,邓淑芳就会淹没在新闻的海洋中,不再被人记起,而他们的命运不会有些许改变,或许才是最令人无奈的。

  高考被视为最公平的竞争。这不仅是因为它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而且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命题的性。高考试题应该让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教材的考生都能正常发挥水平;而不能对部分考生有利,对另一部分考生不利。就拿作文命题来说,必须让所有考生都有话可写,命题者所提供的材料和提出的要求不应该有偏向性(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看了今年高考全国课标Ⅰ卷的作文题,笔者不能不为广大的农村考生鸣不平。这道“任务驱动型”作文题列出了12个关键词:一带一、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命题者要求考生“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这12个关键词虽然涉及众多的事物,但对于农村考生来说,却大多缺乏亲身体验。如有些地方根本不见广场(在偏远山区只有羊肠小道),何谈广场舞?再说,农村大妈也没有这种爱好。许多农村孩子都未进过大餐厅,何曾了解中华美食?在他们看来,可口的家常菜就算美食(这显然不符合命题者对“中华美食”的定义)。他们家在农村,很少有人使用或不会使用移动支付,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孩子甚至不知其为何物。他们很少出远门,有的连普通快车都未坐过,遑论高铁?而共享单车只是出现在大城市和部分中等城市,农村孩子也无法“共享”。他们大都未曾亲眼见过大熊猫和长城,对于京剧也知之甚少。

  可以说,许多农村考生对上述事物都缺乏真正的了解,即便在和其他上见过与之相关的报道,但怎能和有亲身体验的城市考生相比?虽然以这些关键词“来呈现”并不一定要写得那么具体,但写文章必须以感受和体验为基础,谈论自己不熟悉的事物焉能发自内心?他们只能在“任务”的“驱动”下,不懂装懂地去“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这怎能写出好文章?

  其他的关键词中,“一带一”不宜空谈大道理。而“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也不宜以之为写作重点。如此看来,最值得一写的就是美丽乡村了,但如何与别的关键词搭配并写出新意亦非易事。尤其是尚未脱贫或虽已脱贫但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的考生,面对某些关键词,非但没有写作的冲动,反倒会产生一种自卑感,只能硬着头皮“唱”。

  笔者以为,这道题看起来具有较大的写作空间,实际上是在让考生用给定的配料做一道“拼盘”。命题者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认知为出发点,根本未能地为考生着想。题目虽然提供了不少关键词,但对于农村考生而言,无异于设置了一道道障碍。由于农村考生写作的范围十分狭窄,因此不利于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难以表达真情实感。这便造成了语文考试的不公平。

  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同样,高考命题也要以人为本。然而,这道高考作文题的命制却是目中无“人”的体现,尤其对农村考生极为不公。不仅如此,由于这道题很难让考生有感而发,只能靠“想象力”加以,必然导致“假大空”泛滥。

  不相信科学,没有能力相信科学,这是许多中老年电视观众面对虚假广告的普遍困境。在此困境下,食药监局、这些公立机构,本应成为虚假广告的过滤器,成为他们用药的一道安全阀。日前,包括《》微博在内的多个披露了一位“中国最忙碌的虚假广告表演艺术家”。这位满头银发、面目慈祥的老太太,乍一看颇能让人产生信任感。然而,信任背后却是虚假广告的杀伤力。拒不完全统计,这位用过刘洪斌、刘洪滨等名字的老太,在卫视、青海卫视以苗医传人示人,大谈治疗咳嗽的秘诀;在甘肃卫视,则变成了“著名中医养生保健专家和高级营养师”;在东南卫视,老太推销的是号称自己研发的“老院长祛斑方”,身份也变成了医院的退休老院长;此外,在卫视谈睡眠,在东北多个自称是八十高龄的蒙医后人,不遗余力兜售“蒙药心脑方”。

  名字随意更改,身份随时变换,内容、毫无科学依据,这位“虚假广告的表演艺术家”也算创造了一个奇迹。她居然在如此多的上星频道中,换身衣服、换个身份和名字,公然八道,可见老太太的心理素质是相当好,更可见某些监管人员是何等悠然。

  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明白,这位频频出镜、粉墨登场的虚假广告表演艺术家,仅仅是一个台前形象,甚至只是一个提线木偶。更重要的力量在幕后,包括假药制造方、广告制作方,以及至关重要的节目平台。有关虚假医药广告的危害,魏则西一案曾给我们巨大教训。在魏案中,以竞价排名收取不良医疗机构广告费的百度公司备受。普遍认为,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如果不能恪守最基本的客观立场,那么平台本身就该承担责任。

  魏案之后发布的《互联网广告暂行管理办法》,明确以规章形式将争论已久的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等在互联网搜索付费发布定义为广告,史称“魏则西条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电视中的大量虚假医疗广告,始终未能获得一次众人瞩目的清理机遇。或许,这与电视观众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有关,这部分群体的网民比例较低,拥有网络话语权的更是寥寥无几。在电视这样一种“单向输出平台”,向中老年人推销各类医疗保健品,既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同时也钻了监管的。

  当然,虚假医疗广告的监管和打击不可能依靠来进行。做的只有现象,真正的监管需要依赖药监局、工商局和法院。事实上,这位老太太推荐的各种“神药”,无一不涉及虚假宣传。例如蒙药心脑方、唐通5.0从未通过药品审批,这些广告本身也没有经过审批。这些产品吃不还好,但据一些购买了药品的患者子女陈述,一些药品曾引发其他症状,造成患者出现危急情况。

  一些地方的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的问题在于,查处的速度、力度远远追不上虚假广告的扩散速度。例如,2014年济南市工商局的一份查处通告显示,除了责令停止该广告播放之外,仅仅了1.4万元广告费,只罚款1.4万元。如此蜻蜓点水地查处,恐怕那些虚假药品的生产商和本身都在偷着乐。

  中老年人对于尤其是卫视的信任,超过了许多机构。承载着该群体的信任,这些播放虚假医药广告的电视频道最擅长的也是挥霍他们的信任。不相信科学,没有能力相信科学,这是许多中老年电视观众面临的普遍困境。在此困境下,食药监局、这些公立机构,本应成为虚假广告的过滤器,成为他们用药的一道安全阀。

  但现在的情况是,过滤器和安全阀已经失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面目慈善、看起来十分可信任的老太,成天在电视上、招摇撞骗。尽管这个老太太只是一个提线木偶,但她却成了销售的关键,成了药商、获取利益的关键,也成了的。

  1904年,梁启超在《新游记》中严厉中国文化;可到了1920年,他又在《欧游心影录》中高度赞美中国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两极评断,竟然呈现于同一思想者真诚而富于感染力的言说之间,此一奇异的文化景观,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延续力极强的文化。它从农耕经济、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发育,在长期发展中又屡与外来文化交融互摄,因而具有经验发达、高扬德性、崇尚智性的特色。由于其内容复杂、价值多层,因而,人们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和取向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就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

  就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等人为代表,他们对富于经验、的东方智慧大加赞赏。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

  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伏尔泰推崇中国文明,认真研究思想,并借以作为鞭笞欧洲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巨杖”。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主义国家,尤其钦佩中国史学的人文。他指出,当欧洲史书神异怪说之际,中国已在指导下,确切真实地记述历史进程。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写了一部悲剧《中国孤儿》,赞扬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德行,在法国引起很大反响。与此类似,文豪歌德从明清小说中发现中国人的德性,对之赞美不已。魁奈更高度评价中国古典哲思,他的名论是:一部《论语》即可以希腊七贤。

  18世纪西欧启蒙学者还把会士介绍的中国康熙,视作柏拉图所构想的那种“哲学王”。

  与上述崇仰中国文化的一极相同时,西欧还有否定中国文化的另一极,可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这些哲人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哥孛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哲学家黑格尔轻视中国文化,认为“东亚智慧”的孔子不能超越平庸,黑格尔对孔子的评语是:

  一个实际的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自17世纪会士介绍中国文化以来,欧洲人便有上述两种中国文化观。如果说,17、18世纪的欧洲人崇仰中国文化的较多,那么19、20世纪的欧洲人贬抑中国文化的则较多。时至当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其分歧之大,并不亚于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方传统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方传统的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传统的褒与贬、扬与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本文要讨论的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在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传统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之一和主要宣传家。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日本,潜心文化,以谋求强国之道;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暂将适彼世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游记》,文中流露出中国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的感慨:

  从内地来者,至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

  此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以外,还尖锐中国固有文明。梁氏在这部游记中列举“吾中国人之缺点”如下(仅引纲目):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不能享。四曰无之目的。此外,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对现代文明的仰慕,对东亚传统社会及文化的不满都溢于言表。

  但时过十余载,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张君劢(18871969)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一批人,尤其是的人文学者对文明持态度(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文明陷入,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对这种情形有如下描述: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曾几何时,在《新游记》(1904年印行)中梁氏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才有出,而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印行)中,梁氏却一百八十度转变,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三大圣(指孔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来加佑你哩。

  这里梁启超申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救国论”,而且是“中国文化救世论”。必须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启超与1904年的梁启超相比,其爱国救世的热情和诚意别无二致,其笔端也都“常带感情”。然而,同样是这位有着赤子的梁启。